一直以来，人们可以依靠彼得•德鲁克为自己提供一种观察事物的新方法。毕竟，他是第一位认识到管理是一门值得深入和规范研究的学科的人。远在他人之前（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就预测到了计算机技术总有一天将如何彻底改变商业。1961 年，他前瞻性地呼吁人们关注日本即将崛起成为工业大国，而在二十年后，他又警告日本将面临经济停滞。至于“私有化”、“知识工人”和“目标管理”等概念的提出，我们也可以都归功于他。
今年 94 岁的德鲁克仍然充满了众人缺乏的洞见，并且对自己的信念坚持不渝。他兴趣甚广，从经济学、心理学、哲学、歌剧到日本艺术，无不涉猎， 也曾经为成百上千家大公司、政府部门、小企业、教会组织、大学、医院、艺术机构和慈善组织提供咨询。直到今天，这位管理学大师仍继续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克莱蒙特研究生院（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管理学院开讲座，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不断前来加利福尼亚朝拜，向他讨教。
德鲁克最近邀请《财富》自由编辑布伦特•施伦德（Brent Schlender）到他位于克莱蒙特的家里待了大半天的时间。当时，再过两天就是这位教授的生日，他情绪很好。这很明显，因为他一上来就说：他本来可以把事先准备的提问和话题修改得更好…… 你说美国经济如今受到了很深的错误认识的伤害。你能举些例子来说明吗？
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大家所想的有很大的不同。好像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引入的工作岗位是输出的两到三倍。我指的是到美国来的外国公司创造的岗位。最明显的是外国汽车公司，单是西门子公司在美国就有 6 万名雇员。我们在输出低技能、低报酬的工作岗位，但同时也在引入高技能、高报酬的岗位。
美国劳动力成本更高、制造业进一步移往国外会危害到我们的贸易平衡。难道这种说法不对吗？
工资成本如今只对很少几个产业而言是最重要的因素，即少数几个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总成本 20% 以上的产业，例如纺织业。我不知道正常的美国产品的成本中有多大比重可以归为劳动力成本，但这种比重很小，而且还在缩小。以汽车零部件为例。由于我提供咨询，我恰巧了解世界最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当中的一家的内部成本结构。他们告诉我，与进口相比，在这个国家进行生产还是非常便宜的（或者说在沿美墨边境一带的边境工厂中生产时可能是这样），因为尽管这些零件是劳动密集性的，但设计和制造也具有很强的技术密集性。当属于这种情况时，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生产仍然可以干得不错。所以说，那种认为劳动力成本是在美国之外进行生产的主要原因的观念，只 是对很小一部分产业来说才能证明是合理的。
因此，正在将工作岗位迁移出美国的那些产业属于比较落后的产业。对于很多比较先进的产业而言，美国仍然是世界上从事生产的最便宜的地方。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们的工资和薪水很低，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给雇员的福利比欧洲低很多，而且美国工人更具灵活性。我在此说的不是你可以把会计人员调去从事工程工作，我说的是你可以把人从芝加哥调到洛杉矶去。在德国，你敢这样做？他们不会的。这是他们庞大而又有限制性的雇员福利制度的荒谬副作用之一：让一个人在鲁尔地区失业，比调他到斯图加特做一份实 实在在的工作还要便宜。日本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因此，我所说的“不可见”成本正开始迅速变得比直接劳动力成本更重要。它们是：养老金成本，福利和医疗成本，尤其是某些还没有人评估的成本，我把它称为“报告”成本，它们基本上都是与遵守国家法规、税收、劳资关系方面的要求等有关的。
你怎么看关于“美国存在失业问题”这样一种普遍印象？
似乎没有人意识到美国劳动大军占人口的比例最高，比例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在西方，我们的长期失业率最低。我们确实存在的失业现象， 大多数并不是长期的那种，而是短期的，人们处在“找下一份工作的阶段”，这个阶段至多不过几个月。对于受过高等教育并想进入劳动队伍的人来说，我们提供的好工作最多。不像大多数欧洲国家，我们的大学生基本上没有失业。他们可能暂时没有得到想要的工作，而且他们可能第一年得不到年薪 7 万美元的工作，但他们得到了就业。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到，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把所有想工作的妇女都吸纳进了劳动队伍，而且没有发生任何动荡。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让我们谈一谈美国经济的生产率问题。衡量生产率的数字不断地提高，甚至在增长迟滞的时期也是如此。
我认为你不能相信我们看到的有关生产率提高的数字。但毫无疑问，在制造业，我们看到在理论和体系方面发生了一些可以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产业革命相媲美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将生产计算机化和自动化带来的，而是通过生产的系统化。在过去，人们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是专业化。今天，我们设计制造流程并在某种程度上设计分配流程，与其说是使它们最大化，不如说是使它们最优化。而且，新的制造系统将弹性植入到系统之中，而按照我们目前衡量生产率的方法，弹性可能实际上会导致直接生产率的某种损失。
你瞧，那些数字衡量的是工作进行的时候的生产率，但它们没有衡量工作不能进行的时候的生产率损失，如你为制造某种不同的东西而建立工厂时的损失。我怀疑，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要比所有这些数字显示的更大，因为新的、更具弹性的制造流程切实地消除了设立工厂等设施的时间，而在此时，制造工作是不得不停止的。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设立时间从三个小时减少为四分钟。这并不会在我们的生产率统计数字中显示出来。这些数字也没有涉及能够改变生产的构成所带来的价值，因为它们专注于传统大批量生产行业的净产出。在我们一些较新的行业中，我们还不太明白如何衡量生产率。
对知识工人的生产率，我们能怎样衡量和提高呢？
还没有人真正考察过从事科研的白领工作的生产率。但每当我们考察的时候，奇怪的是都毫无结果。你知道，我最近以来的研究工作涉及的是大学、医院和教会，它们是最大的知识工人雇主当中的三种，其生产率是令人沮丧的。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根据定义，知识工作是高度专业化的，这意味著知识工人的利用程度通常是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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