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常掩饰的人总是自以为是，他们总是要耍弄一下以观察见长的记者，但再高明的掩饰 也逃不过读者聪慧雪亮的眼睛，“欲盖弥彰”。
此时的张玉峰希望公司不要老沿着他的思维方式发展，“换一个总裁，换一下新空气， 可能更好。”这样，年轻的贺文被推到了前台，成为方正集团总裁，但三个月后，张玉峰又 重新开始主持方正工作。“尽管贺文想把工作做好，也很有思想，但他没有运作大公司的经 验。”1997年7月1日，张玉峰推荐他长期的助手张兆东担任方正总裁，而他自己则担任了方 正董事长。张玉峰说：“张兆东是方正最早的创业者，他人品好，有能力。”
面对中关村关于方正总裁换来换去的议论，张玉峰不以为然：“有的公司总裁老不换， 公司发展得很好；也有的公司总裁老换，也发展得很好。不能说自己公司总裁老不换，别人 总裁老换，别人就有问题；也不能说，我们老换，别人不换，我们就有问题。盖茨一直没有 换，微软一直很好；IBM一直在换，IBM越换越好。不能用一个例子说明一切，每个企业有每 个企业自己的特点。小平同志讲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键是要看公司到底是 发展了呢，还是没有发展？”
张玉峰最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东家长西家短地打小报告。“公司不是道德法庭，也不是 检察院，公司只讲怎么能够创造效益。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公司只讲谁比谁更重要。”有人 到张玉峰面前告同事的状。张玉峰问他：“你对你的待遇有没有意见，待遇有意见咱们可以 商量，你没意见；工作，你也没有意见。
你说你对同事有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比你重要得多；如果你一定有意见，我 只能要他，不能要你，你就离开公司好了。在某一个细节方面，你可能是对的，但你对也没 有用，他比你更重要。”
张玉峰在工作上不讲情面，但张玉峰平时非常随和，下了班，他会和汽车司机下象棋， 他尊重看门的老大爷，也尊重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公司上下很少有人喊他张总，大家都亲切 地叫他张老师。
张玉峰不随便发表意见。“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得很具体，就随便发表意见，然后，再 否定自己的意见，这样瞎指挥慢慢就会丧失威信。”但张玉峰遇到原则性问题，一定会坚持 到底，一定不会让步，除非不让他做这件事情，除非能讲出充分的理由说服他。
手里有了2000万
张玉峰做公司之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普通教师。每天早上，他像打仗一样紧张地 骑着自行车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把两个女儿一个送托儿所、一个送小学，然后，匆忙 赶往教研室埋头做学问。张玉峰一家四口住10平方米，晚上孩子要睡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 没地方看书了，只好摆一张小圆桌，坐在小凳子上备课。张玉峰形容这种生活是疲于奔命。 张玉峰走出书斋办公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改变一下生活，希望在经济上能有所 改 观。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北大，提上教授，觉得教授没有什么，但如果提不上教授，压力 就太大了。提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提不上，可真是有些不得了了。”虽然，张玉峰1986 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后来，还获得过北京大学科技成果一等奖，自认为40岁左右 搞个副教授，50左右当上教授，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他还是感觉到自己基础太差了，“文革 ”及“文革”后期耽误了他太多的时间，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实在有些力不从心。此时，中关村一些公司已经成立了。张玉峰就在想，做什么最合适。经过反复的思考， 1985年初，张玉峰从物理系借调出来，到学校办公司。“出来办公司，我是深思熟虑的，从 系里调出，我义无反顾。”
1985年到1987年的两年是张玉峰四处碰壁、摸索积累经验的两年。“我当时不知道什么 是公司，也不知道怎样办公司，北大就给了我们十平米的办公室，一部电话，三万元开办费 。”“有钱不见得能办成事，但没有钱绝对办不成事。我们最初的想法是，跟日本搞一个合 资公司，北大有软件，日本有硬件技术，两者结合起来就能搞成一个产品，今天看来，这些 想法是十分幼稚的。”“那两年一直徘徊，几乎是一事无成，但我在那两年里的确学到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 知识。”
为了找资金，1985年，张玉峰家乡所在的县在北京开联谊会，张玉峰就对县长讲“两通 两海”，讲中关村新兴的信息产业，讲干这行一定能赚钱；张玉峰还在他爱人的叔叔、一个 乡镇企业家耳边吹过同样的风，但没人敢给张玉峰投钱。
1987年初，张玉峰遇到了玉渊潭农工商公司总经理付洪江，这个有眼光的农民企业家， 在6月份，第一笔给张玉峰投了120万元。此时的张玉峰既希望玉渊潭投钱，又希望它不占公 司的股份。后来，这笔投资被定义成了投资性借款。“我们给他们一个固定的回报，如果好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玉渊潭付洪江先生，没有这120万 ，我不敢想象今天的方正是什么样子。”
张玉峰他们用这笔钱注册了北达技术服务部。当时办公司不准用北大的名字，就用了北 大的谐音；当时叫技术服务部，是因为还没有公司的概念；用知青名义申请，是因为知道知 青可以免税。服务部设在北京大学42楼一层楼的文艺室，两间房共60平方米。
张玉峰临时从中关村找来几个年青人，拿这120万从珠海进了一批计算机，开始做贸易 ，并给别人做简单的网络。“当年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但120万做计算机根本就不够 。我再一次去找付洪江，我说，不够，真的不够。付洪江很爽快，1988年2月又给我们投了3 00万。这样加上我们赚的钱，手上一共有500多万。我们又从一家银行贷出了500万，就有了 1000万，账面上有1000万的时候，还可以到另外一家银行再贷1000万。在1988年初的时候， 我们手里突然有了2000万。2000万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比现在两个亿都要管用。我 们迅速地把营业规模扩大了，迅速地从几个人变成了三四十个人。北达科技服务部为方正后 来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培养了干部。方正第二任总裁晏懋洵、现任总裁张兆东都是北达最初 的创业者。”
张玉峰认为，方正的发展有必然性，但是也有其偶然性。“我们经营已经有一个阶段了 ，我们手里有了比较多的钱，而此时，王选从1974年到1988年，经过14年的努力，他的激光 照排系统已经发展到了四型机，是一个真正实用的产品了。有了钱，有了技术，又有了一定 的经营经验，天时地利人和，方正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1988年下半年，我们开始经销激光照排系统，当时激光照排系统的核心控制器是山东 的一家工厂生产的，但它生产的控制器不够稳定。1989年，我们决定自己生产控制器。我们 把原来的两层板改成了四层板，体积变小了，走线更加合理了。我们的机箱是进口的，标牌 是在香港做的，板子是在成都一家军工厂做的，焊接由电子部15所做。虽然我们自己没有生 产厂，只有六七个人负责测试，但是我们利用了当时社会上比较先进的技术，元器件都经过 了严格的挑选和老化。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和性能大大地超过了原先经销的产品。为了对用户 负责，我们免费把原先由我们经销卖出去的激光照排系统的控制器统统换了回来，为此，我 们损失了几百万元。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我们的信誉和高 质量的产品赢得了用户。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方正就在激光照排市场上占有了绝对优势 。” 张玉峰强调资金对方正发展起到的至关重要作用。“比如1988年底，我们第一个招标项 目金额是187万美元，招标项目货付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到钱，如果没有资金，就 无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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