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马大定理终结者

2005年8月29日，我吃了平生最智慧的一顿晚餐。

　 在座12人中，有北京大学数学院院长张继平、副院长刘化荣，中科院院士田
刚、张恭庆、姜伯驹、丁伟岳、文兰等。他们为之接风洗尘的是费马大定理的终
结者———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安德鲁·怀尔斯。此前一天，他第一次踏上中国
的土地，这甚至是他第一次来到亚洲。

　 我坚信，这是全北京有史以来平均智商最高的一次饭局。

　 29日，我和北大数学院的宗传明教授陪同怀尔斯走过了天坛、天安门、故宫
和北海，虽说已入秋，这天的北京还是闷热异常，每到一块荫凉的地方，我就
看到胳膊上起了一层盐粒。怀尔斯一路上气定神闲，或温和地笑或专注地思考，
望着熙熙攘攘和他擦肩而过的人流，双眼在镜片后射出和善而腼腆的目光。人多
的场合，他多是安安静静地倾听，即使说话，声音也恒定在某个分贝数之下。一
如任何接触过他的人对他的评价：温文尔雅。这位颇具风度的英国绅士，在张继
平院长眼中是数学家中的“Superstar”（巨星）。

　 这一天，在浏览了北京的名胜，品尝了北京的烤鸭和清蒸桂鱼，乘坐过北京
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后，我们坐在昔日的皇家公园北海的湖边。

　安德鲁·怀尔斯1953年出生在英国，197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之后在剑桥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1980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金发稀疏，脸色略显苍白，
身材单薄高大，有一米八○左右。他那充满了智慧的脑袋，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甚至比例上比常人还要稍小些。此前的热身采访中，任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的田刚院士描述这位同行：低调，不常露面，只出现在全系大会上，说话很
少，对工作认真负责，录取学生时，会很仔细地看每一份学生的材料，受到同事
们的尊敬。

　 这次采访之后，张继平院长笑着问我：“领略到一个真正的数学家的谈吐了
吧？”

　 是的，最像数学家的回答出现在这里。我问：“介意说说您和太太是如何相
爱并结婚的吗？”

　 “我们在普林斯顿相识，我们在普林斯顿结婚。”

　 “您在费马大定理的研究过程中，靠的是纸、笔和头脑，没有用电脑，现在
您开始用电脑了吗？电脑今后在数学家的工作中是否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问。 “我如今仅仅是用电脑去找一些例子，并予以验证，连同搜集一些特
殊情况下的信息，我从来不用电脑做直接的证实。不同的数学家对电脑有不同的
态度。我自己很少用电脑，但我的一个学生却用电脑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当然他用电脑解决的这个问题的特征和我的很不相同。数学领域中只有很
少的问题是能够通过电脑来解决的。”他的回答简直像在叙说一个定理。

　 “通过对费马大定理的证实，全世界都在关注您。那么，公众的关注对您的
生活有影响和改变吗？”

　 “当然有所改变。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我不用再做费马大定理这道
题了。”

　 “美国电影《美丽心灵》中，主人公约翰·纳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一群数
学家在会议厅里纷纷向他献上钢笔，作为一种致敬的方式，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
传统吗？您收到过钢笔吗？”

　 “当然是虚构的。”他笑出声来，“但是这倒是个好主意，应该从现在开始
就这么做。”

　 一问一答中，怀尔斯的眼神常常越过对面的我，投向更远的去处，他的谈话，
充满停顿、沉吟，说出来的，就像数学公式相同简约而周密。

　 “我已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死后，他在一本数学书里留下的边注被人们发现，
由此诞生了一个让后人难以解答的问题：“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
之和；或将一个4次幂写成两个4次幂之和；或，总的来说，不可能将一个高
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的和。”

　 这是个用每个中学生都熟悉的话来表达的谜，却难住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
脑。更折磨人的是，费马还留下一个注记，暗示他已有了一个解答，但是他没
有写出这个证实。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天才前赴后继，向这一猜想发起挑战。300多年过去
了，这个定理依然缺少一个完整严密的证实。还没有什么问题表达起来如此简单
清楚，破解的旅途却如此漫长和艰难。

　安德鲁·怀尔斯10岁时，就被费马大定理吸引住了，并从此选择了数学作为终
身职业。上大学之后，“我一直在想，历史上许多人把可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
最终也没有解决费马大定理，所以，我必须要学习更高深的数学。从研究生阶段，
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拓宽自己的视野方面。”采访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认
为，那段时间“看起来我似乎暂时离开了大定理。”

　 1986年，安德鲁·怀尔斯决定向费马大定理发动冲击。他先用18个月的时间，
收集了这次战斗所必要的数学工具，而他全面的估计是：接下来要做的，是可能
长达10年的专心致志的努力。

　 我问：“当时有许多数学家觉得这个问题很难，或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希
望很渺茫，放弃了，而您坚持了7年。当时着手研究的时候，您把握大吗？是否
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

　 “从历史上来看，真正的严肃的数学家中，决定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人并不是
很多，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数学的发展是否给他们提
供了工具，足够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水平。到1986年我决定研究大定理，那个时
候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手中的工具也不够，而我认为是有希望的。”他否认自己具
有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鲁莽，“所以我并不是浪漫，而是有很现实的把握。”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怀尔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专心研究，不让任何人
知道他所做的事情，也不和任何人进行交流。在那7年时间里，只有他的妻子知
道他在做什么。

　采访中，怀尔斯澄清了这种说法：“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告诉了一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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