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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中国。看到在座的有这么多免费软件的爱好者和追随者，我感到免费软件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您们将是中国免费软件未来的希望。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免费软件和GNU的发展。
当人们要问：这个社会使用软件的规则是什么？考虑这个问题的通常是软件公司的人，他们完全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他们为了管制住别人不从他们身上拿走钱而定制这个规则。
早在70年代， 我就关注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这些程式员们是在一起合作一起分享这些软件成果。正因为如此，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的社团是这样工作的：我们会从斯坦福获取最新的程式软件，或一些源代码去写一些更好的程式，来解决一些原有的问题。或您能够用那些源代码去实现您的想法，写一段更好的程式，甚至您能够切下一段程式用于您工作的另一段程式上。人们把这个称为软件的再利用。这样您能够把一段程式用于很多方面。这是我们这个社团致力于的方向，也能够称之为对人类知识宝库的贡献。
我们并不针对任何人，相反我们是为任何人工作的。我们这个社团包括MIT的实验室人员，更有象斯坦福和康尼伯格大学的人员，甚至一些电脑公司的人员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但我们这个社团和电脑使用者不同，我发现了一些电脑使用者最关心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施乐公司当时送给MIT一台激光打印机，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礼物，因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MIT成为除施乐公司以外的唯一一家拥有激光打印机的单位。这台机器性能很好，打印清楚度高，不象以往的打印机那样竖线会发生扭曲，线条打印得笔直、漂亮，他是由电脑控制的。但他也有很多问题：如经常卡纸。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怎么办，以往的打印机也会出现经常卡纸、清楚度低的问题，我们无法改变打印速度慢、卡纸的问题，但我们是软件工程师，我们能够用软件来您弥补硬件的不足。比如打印作业完成后，我们能够用程式提示：“您的打印作业已完成”，这样打印者不用再等多余的时间。另外我本人也专门写了一段关于卡纸的提示，一旦卡纸便会通过屏幕告知打印者卡纸了。或打印机出问题了，系统会显示：“机器故障，需要修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您必须马上去修理，也许不会有任何别人来帮助您，但是有时会有两三个人同时到达打印机，他们之间能够互相帮助，一起修理。事实上，我们把打印机当成整个系统的一部分，确保系统整体稳定运行。所以当新的打印机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想做类似的软件修改。可是问题出现了：新的施乐打印机是用施乐专有软件控制的，我们没有源代码，连最基本的修改都做不成。我们都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可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人们对这台打印机感到很头疼。也许您打印后半个小时去看，却一张纸也没打印出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您去看，却发现一直在卡纸。于是您修理好了卡纸，回去又等了半个小时，心想这回成了，却发现打印了200页别人的东西，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而最令我们感到头疼的是有人故意不让我们把这台机器做得更好。当时我听说康尼伯格大学的一位同事有这台机器源代码的拷贝件，所以我去了他在匹兹堡的办公室想向他索要一份源代码拷贝件，他拒绝了，他说：“我已承诺不会向任何人提供拷贝件”。我很气愤，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扭头走了。这对于MIT的员工来说是一种悲哀，于是我们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机器也一直这样坏下去。相反这件事对我是个不小的触动。康尼伯格的那位工程师拒绝和我合作，也拒绝和您们合作，他是在背叛我们全体。
这是发生在1981年的事。只是因为他签署了一项不对外泄露协议，他在背叛全世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对外泄露协议，我是受害者，我的实验室也是受害者。很多软件工程师都会碰到被需要签署不对外泄露的协议，而且会有很多诱惑和好处会诱使他们这样做。人们会对自己做过的错事找各种借口，很多人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呢？但是我不会签署这样的协议，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实验室是受害者。尤其是您并不知道您会伤害谁，也许会是您最好的朋友。假如有人送给我一个很好的软件，但需要我不对外泄露，我会感谢他，但告诉他良知不让我这样做，我宁愿不要这个软件。到现在为止，我从未在已知的情况下签署过任何不泄露协议。
在70年代AI实验室的成立能够说是电脑领域的悲剧，AI实验室开始编写专有的程式，使得我们原有的共享的源代码变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除非您签署了不对外泄露协议，您根本无法在一台先进的电脑上工作，因为他们编写了ISS（不兼容软件系统）。我原有的社团环境已不存在了。我将如何做？或许能够随历史潮流，也签署不对外泄露协议，并编写专有软件，我也能够此为生。但是将来回顾这一段，我是在用一生建筑分割人们交流的高墙。但我不能这样做。另一个选择是离开电脑行业，但很多程式员认为离开电脑会挨饿。但今天的美国仍有几百万人和软件无关。我的专长就是编程，我相信我会做一名很好的服务生，这也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但我在浪费我的技能。
我在寻找另一种可能，做一名程式员并能为这个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认为当时最需要的是研发出一套操作系统来改变这种窘境。由于当时的操作系统是专有的，而这是问题的起因，所以我决定从零开始研发出一套操作系统，向任何人开放。这个任务很艰巨，我不敢肯定我能完成他，但创立一个自由操作系统却是我的目标。问题是如何来设计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我知道有些程式写出来后是无用的，因为他只适用于某种类型的电脑，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到了便携式软件，这在1983年是很领先的。我想做一个和UNIX兼容的系统，让大家觉得用起来很容易和方便。下一步，就是起个名字。六七十年代曾流行工程师愿意给自己的软件起一个别出心裁的名字。经过多种选择，我选择了GNU这个名字。这是我认为我在任何英语语言中最好的词汇了。再下一步就是找那些热衷于程式设计的人来研发他。我找到很多电脑厂商，问他们：您们每年使用UNIX需要向UNIX交几百万美金的许可费，为什么不拿出5万让我们研发新的自由操作系统呢？假如很多电脑厂家都能这样做，我们就有足够的经费完成研发工作，一旦成功了，将收效巨大，达到100：1的回报，那岂不更好吗？尽管有人对此表示出兴趣，但没有人愿意提供赞助。于是，我决定自己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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